1934年，国民党捣毁了中共秘密电台，没想到却帮了毛主席大忙

发布日期：2025-04-14 16:10    点击次数：171

1934年的秋天，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路线引导，我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然而这既是我军转危为安的节点，同时也是毛主席在我党逐渐确认领袖地位的重要过程。然而这个发展其实还得益于国民党的“神助攻”。

国民党做了什么，竟能帮助毛主席获得领导地位？这一做法又对我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1934年10月，在上海法租界发生了一件“大事”——中共中央在上海的财务部门被破坏、多名共产党员被抓捕，连带着秘密电台也被破坏。

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呢？

10月5日，上海法租界工部局部门的警察得到了一条秘密情报，法租界“麦其路麦奇里34号”有多名共产党盘踞。

在确认了情报的可信度之后，于当晚10点他们就发起突袭，成功逮捕了徐宏达一家4人，同时搜查出一系列共产主义书籍和财务文件。

搜查出的东西表明了徐宏达一家的身份，同时也对之前得到的情报再次形成了佐证。

此时的搜捕人员却并没有大张旗鼓的破坏，反而是尽可能隐蔽地展开撤离，只留下几人对此处进行监视，他们试图通过这个重要地点来“钓”出更多的共产党。

他们的计划虽简单却很有效，由于情况紧急，情报缺失，我党接二连三有人落入了陷阱。

10月6日晚上8点，一名叫做“陈启惠”的女子来到这里，随之被逮捕，而由于她的身上携带着《有关叛徒孔荷宠的公告》、《1934年6月至8月的共青团中央委员费用明细》等革命文件，身份不幸暴露，遭到了敌人的审问。

让人敬佩的是，面临敌人的审问，她不仅对我党秘密守口如瓶，甚至还给出了错误信息，对国民党产生误导，为我党其他未暴露人员争取时间。

但次日我党于上海负责电台工作的徐建中夫妇就先后被捕，并且最终招供，导致我党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系的电台据点被彻底捣毁，我们也自此陷入了与共产国际失联的境地。

这次法租界逮捕行动发生的极为突然，可以说对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我党来说是又一次重创，让我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甚至当时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我们实际上已经彻底失去了与国民党争锋的能力。

可事实却并非如此，国民党这次在上海所谓“大获全胜”的行动，非但没能达到预期中的效果，反而让我党内部焕然一新，帮助毛主席获得了党的指挥权！

这还得联系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来看。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源自于军队最高指挥者在战略、战术上的致命错误。

当时的党的领导者博古听信了外籍军事顾问李德的建议，放弃了毛主席的游击战策略，反而是在“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下，贪功冒进，试图与国民党打阵地战，最后才迎来了惨痛失败。

可能有人会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是因为当时两军兵力差距悬殊、我党根据地补给不足等客观因素，可实际上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同样也面临这样的窘境， 但是毛主席不还是率领我党的军队获得了阶段性胜利吗？

所以说，兵力、补给等方面的原因时候客观存在的，但归根到底是军队指挥者在战术、战略上的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那既然毛泽东同志带领我党军队作出了卓越成绩，为何最终军事指挥权会旁落到博古、李德等左倾冒险主义份子的手中呢？

实际上，自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作为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创建者的毛主席就已经游离于党的领导岗位之外了。

他一直面临着来自“左倾主义”分子的反对——同年11月赣南会议上，他就被撤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书记等职务，而到了次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他连军事领导职务也被撤销了。

不得不说，军队与军区的创始人却被排斥在军队之外是可笑的，而更可笑的是，我国自己的革命党派、革命军队，却要服从来自他国的命令，直接接受“由他国邮寄过来一个党中央”。

若不是来自共产国际一系列的指派任命，明显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博古等人怎么能够力排众议，最终获得我党军队的最高指挥权？

更不要说，在第四次反围剿过程中，周恩来总理、朱德元帅等人已经彻底明白所谓的主动进攻战略是根本行不通的，可最终第五次反围剿战役还被迫听从博古等人错误冒进的指挥了。

而苏之所以要选择“博古”，就是因为他彻底服从于共产国际的指挥。

但就在局势岌岌可危之时，国民党开始“送上助攻”了，他们捣毁了我党在上海设立的电台联络据点。

要知道我党当时的电台功率比较低，一般与共产国际的联系都是通过上海中转的，此举彻底将我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断开了！

失去了来自苏联共产国际的命令与支持，博古等人慌了神。由于他们错误的战略指挥，导致我军不仅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重创，在长征初期也是同样损失惨重，不仅仅把好好的“战略转移”变成了“盲目逃窜”，甚至还将八万多军队折损过半。

惨重的损失让军中士兵和将领们都对博古等人愈发反对。

最终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中我党成功地重新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组建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而使遵义会议成为我们党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转折点。

而正是国民党所展开的这次抓捕活动，让我党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让我党可以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问题，也让我党从此有了“自己的党中央”。

我党、乃至于我们国家所经历的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竟然是来自于国民党的一次抓捕活动，多少让人觉得有些荒谬而不真实；可若是再去细细地考究那段历史，又让人不禁恍然——雪山崩塌时，每一片雪花都有重量。

博古等“左倾主义”分子的下台，与他们所做出的每一个错误的决定都有关。我军所经历过的一次次“无妄之灾”、其他人所受到的每一分不公待遇，最终都会化作中国革命者爱国火焰逐渐觉醒，逐渐燃烧的薪柴。

周恩来同志“生平仅一次”地拍桌而起；彭老总怒发冲冠，要当面质问红军指挥情况，这星星点点的事迹，无不表明了一大批明了正确道路的党领导们，对于古德左倾主义份子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即使是没有这一次“上海中央局被破坏事件”导致中央苏区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博古等人的位置也是坐不久的。

事实上，在遵义会议上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清晰。

在根据毛泽东发言改编、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会议》中，直接就全盘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他整个基本方针就是错误的，不应该用“阵地堡垒战”取代“游击战”。

而随后更是以大量的事实来举例，说明红军在主观、客观上都是具备着取得第五次反围剿胜利的条件的。

这还只是基本路线上的问题，在会议中，我党领导人们还分别举出了政治上、作风上、突围问题上博古等人存在的问题。

比如博古等人没有利用好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认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把福建革命者拒之门外；

针对“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博古非但不批评纠正，反而还支持；

在长征过程中对于红军的力量没有保护，反而是当作掩护队，使红军作战产生了困难等等。

毫无疑问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而能把这些情况详细而全面地陈述出来，也证明了大家对于博古等人的反对并是忽然出现的、是由来已久的。

事实上，在共产国际再次与我党产生联系之后，也感到非常的愕然，因为他们一直支持的博古等人已然下台了，而毛主席此时已经彻底成为了我党不可动摇的领袖。

就像毛主席后来说的那样，共产国际除了起到顾问的性质外，是不具备对我党任何政治上干涉的权利的。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朱德元帅的这首诗，反映了当时全党全军绝大多数同志的想法。

遵义会议之后，不管是四渡赤水还是飞夺泸定桥，毛主席将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最终取得了万里长征的最终胜利，为中国革命展开了新的局面。